中评社╱题：台湾中华文化总会发展历程及其影响　作者：宋淑玉（北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研究员

【摘要】台湾中华文化总会在半个多世纪中数易其名，它在每个阶段均受到台湾历届领导人的重视而肩负各不相同的任务。两蒋通过它来增强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正当性；李扁利用它来“去中国化”，搞“台湾文化”；马英九时期的中华文化总会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催化剂。蔡英文接任会长后，中华文化总会名存实亡，成为民进党当局推行“文化台独”的重要平台，正在幷将继续作为“台独”势力实现“迈向国家正常化”的“桥头堡”，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及祖国和平统一构成深层次的障碍。

(资料图片)

中华文化总会在台湾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随着岛内政局的变化，其名称、宗旨几经变更，对台湾文化、两岸关系影响深远。2016年民进党取得完全执政后，民进党当局不断将手伸向文化教育领域，之后“洗绿”中华文化总会便成为民进党当局目标之一。

一、中华文化总会的组织沿革

追本溯源，中华文化总会的前身为1967年成立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复会）。若仅按名称的不同，该组织从成立至今可分四个阶段：

（一）1976年—1990年，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阶段。

1966年11月12日，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01周年，蒋介石发表纪念文告，强调台湾是“汇集中华文化精华惟一之宝藏”。随后，蒋介石批准孙科、王云五等1500人所提“定国父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的倡议，由此正式拉开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帷幕。据倡议发起人所述，他们有感于“‘总统’继承国父遗志，致力于发扬中华文化……吁请政府明定国父诞辰为‘中华文化复兴节’，彰显文化正统的所在”〔1〕。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由民间倡导，迅速得到政府支持幷积极推动，最直接原因在于国民党当局坚持“反共”的目的，极力争夺中华文化正统以巩固在台湾统治的正当性，正如蒋介石所言：“今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乃是针对毛匪‘文化大革命’进行思想战与文化战的重要武器。”〔2〕可见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反共”大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1967年7月28日，文复会举行发起人大会暨成立大会，通过《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纲要》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组织章程》，推选蒋介石任会长，孙科、王云五、陈立夫为副会长，谷凤翔为秘书长。

文复会的人事任命与经费来源决定了其组织属性。文复会的主要职务皆由国民党政系统人员兼任，相关政策的研拟与达成基本通过各级党政系统进行。蒋介石去世后，“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文复会会长。文复会的经费由“行政院”编列预算支应。创立之初，“行政院”补助文复会开办费20万元，幷核定每月10万元补助金〔3〕。此外，文复会还有少量的团体捐款。文复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通过一项决议案，要求各机关应宽列预算以推动文复运动〔4〕。整体来看，文复会的运作费用大部分由党政方面补助，不同于一般的民间团体，是一个主要由政府预算支撑组织运作的“社运团体”。1975年，在一次临时全体委员会议中，秘书长谷凤翔指明，“就组织性质而言，本会非属社团或财团，为一社运机构，连系政府有关机关和社会有关团体共同推行文化工作”〔5〕。因此，彼时的文复会因其与党政官方的深厚关系而实际上成为政府主导的机构，远非一般民间机构可比。

此期，文复会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推展中华优秀文化；发扬伦理道德；向国际宣传，争取海外对“中华民国”的认同。文复会主导的基于政治对抗的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延续了战后国民党当局塑造统治正当性的一贯脉络，尽管带有鲜明的“反共”色彩，但其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真心实意且成果斐然。

（二）1991年—2006年，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阶段。

1987年台湾解严后，国民党以党领政的作为不断受到抨击，其中文复会的运作方式遭到本土势力强烈质疑。文复会被视为将台湾“中国化”的专责机构，其运作经费被“立法院”删减直至删除。1990年12月，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被迫改组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简称文化总会）。遭此巨变后，副会长陈立夫、会长严家淦先后请辞。1991年3月28日，文化总会举行成立大会，推举李登辉担任会长，幷经“内政部”核准立案为社团法人民间团体。该会登记时基金为3000万元新台币，此后经费主要来自会费、民间募款，文化总会推动某些计划会获得台当局部分经费补助。

李登辉当政时期，文化总会的宗旨是“复兴中华文化、发扬伦理道德”，看似与文复会一脉相承，但其目标却迥异于文复会。文化总会的四项目标是：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艺文活动，提升国民气质；结合小区团体，宣扬伦理道德观念，促进价值自觉；改良礼仪习俗，倡导现代生活方式，改善社会风气；丰富文化内涵，鼓励文化交流融汇，建立祥和社会。以上目标没有明确提及维护中华文化，其着眼点是提高台湾民众的文化道德素质，培育良善和谐的社会风气。

从文化总会目标变化可以看出台湾当局对中华文化态度的转变。李登辉当政时期，台湾当局开始强调所谓的台湾主体意识，将台湾与中国对立切割，“本土化”论述逐渐成为进行政治与意识形态动员的工具。李登辉认为台湾要想从中国脱离出去，必须在文化上去除“大中国思想”,在文化教育领域的最主要的做法是编制幷推行“认识台湾”新版教科书。“认识台湾”新课程标准颁布后，台湾史的篇幅被提高，战后国民党一直推行的大中国教育从此便转换成重视台湾本土的教育。这是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转变。正像有学者所揭示的那样：“台北政府近十多年来一直在日益积极地从事一项‘民族建设事业’。台北对台湾民族主义的扶持和推进明显地表现在其努力发展一个‘台湾文化’和一个‘台湾人’归属意识。在台湾，‘中国’的概念已经完全被淡化和贬值了，学校在努力地推进所谓台湾语言(中文的福建方言)教育和一个修正了的历史课程。”〔6〕同时台湾当局大搞社区营造，形塑社区共同体意识，大力提倡台湾本土文化，台湾“本土意识”随之抬头。

李登辉执政时期，文化总会的预算逐年降低，整体功能弱化。会长李登辉虽在公开场合还会口称中华文化，但该会配合台当局推动文化建设的方向与文复会的创会宗旨已经大相径庭。　

2000年，民进党第一次取得执政权。同年9月25日，文化总会举行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揭示“文化台湾·世纪维新”作为该会发展方向，推选陈水扁为会长，台湾本土作家华严、锺肇政、叶石涛担任副会长。据时任文化总会秘书长的苏进强透露，对于陈水扁是否要接带有“中华文化”的文化总会会长，民进党内曾出现反对声音，陈水扁本人也曾有过“短暂的犹豫”〔7〕。在文化总会第三届委员大会上，便传出该会将更名为“台湾文化复兴运动总会”的建议案，引发激烈讨论。这是文化总会极力配合当局实施“台湾正名”的一次试水。

（三）2006年-2010年，“国家文化总会”阶段。

2004年11月18日，文化总会再度经第四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投票通过陈水扁续任会长。2006年12月19日，该会第四届第三次会员大会决议，更名为“国家文化总会”（英文译为National Cultural Association），幷修订宗旨为“建立台湾文化主体性，弘扬普世人本精神”，至此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名实俱变。文化总会变更名称，表面上是称号变换问题，实际上是主张“台独”的政治势力执政后，诡称台湾已经“实质独立”、已是“主权独立国家”后而欲实行“文化台独”的一次突破。因此易名后的所谓“国家”暗指“台湾共和国”，是以“台湾正名运动”为目标的“台湾共和国运动”内容的一部分。文化总会名称、宗旨的变更，表明陈水扁当局“文化台独”的步子更加公开与激进。在“本土化”的旗帜下，台当局继续虚化中华文化在台湾文化中的地位，刻意制造“台湾本土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对立，企图将两蒋时期提出的“文化中国”认同改为“文化台湾”认同。

因此，陈水扁任内文化总会的业务与中华文化无关。“国家文化总会”每年可以获得由“文建会”、“客委会”等部门编列的至少两千万新台币预算补助，成为陈水扁“去中国化”邪路上的助跑器，其工作方向完全与文复会的初衷背道而驰。

2008年11月27日，“国家文化总会”举行第五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推举马英九为会长，幷揭示“活力·创意·向前行”为该会未来发展方向。2010年1月14日，“国家文化总会”召开第五届第四次执行委员暨咨议委员会议，选出前“行政院长”刘兆玄为新任会长，刘兆玄是首位非台湾领导人身份的会长。原会长马英九、副会长萧万长转任名誉正副会长，秘书长由杨渡续任。

为何马英九将文化总会会长交棒刘兆玄？马英九希望该会真正转型成一个现代社团法人，“文化归文化，政治归政治，中华文化总会既然已经是立案的民间社团法人，就让它依照人民团体法的规定来运作，让它真正成为一个具国家高度的民间文化机构”〔8〕。刘兆玄专任会长是该会发展历程中的又一个重要转折。刘兆玄属纯文化人，由他主掌该会象征台湾最高层级的社团有明显的去政治化意味，让该会真正以民间身份从事与文化有关的活动，更加便于两岸文化交流。

（四）从2011年至今，中华文化总会阶段。

2010年12月30日，“国家文化总会”召开第五届第三次会员大会，通过会员提案，通过修正章程更改会名为中华文化总会，英文译为“The Gener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Culture”。从2011年起该会启用新名称，新的LOGO及网站等全盘改版，3月经“内政部”核备通过，4月14日完成法院变更登记。中华文化总会“恢复中华”，代表了马英九与国民党执政对陈水扁“去中华文化”的纠偏改正，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的发展，有利于两岸文化交流与两岸关系进一步走向和平发展。

据会长刘兆玄强调，改名中华文化总会是兼顾该会历史传承和未来发展的决定〔9〕。所谓历史传承自然意指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时期大力宣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所谓未来发展意指在两岸关系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潮流中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也大有可为。另据该会秘书长杨渡透露，改名也与该会以“国家文化总会”名义为甲骨文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未果有关。因英文名称为“National Cultural Association”，受理单位认为是“国家”机构而遭拒。

刘兆玄主掌的中华文化总会在推动两岸文化的交流合作方面取得一系列成绩。刘兆玄应邀参加大陆学术单位的活动，也邀请大陆有关人士赴台交流。刘兆玄强调“两岸的文化都是以中华文化为根底的”，“文化是两岸最大公约数”，应该“以包容性为原则，在求同存异的基调上展开两岸文化交流，共同促进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文艺复兴”〔10〕。中华文化总会落实马英九的文化政策不仅促成两岸合作编写《中华语文知识库》，出版《两岸常用词典》《中华语文大辞典》等，还与大陆中华文化联谊会、中国艺术研究院共同主办了七届“两岸汉字艺术节”，激发了两岸民众及全球华人对汉字文化更深一层的探索和认识。对于当年大陆文化部长蔡武提出两岸签订文化方面的协议，刘兆玄乐观表示基本上只是时间性的问题。

2016年11月21日，刘兆玄被迫辞职。2017年3月，蔡英文如愿担任中华文化总会会长，开启不见“中华”的中华文化总会新阶段。

从中华文化总会的演变历程可见：一是中华文化总会每个阶段被赋予的任务不同，两蒋通过它来增强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正当性；李扁利用它来“去中国化”，搞“台湾文化”；马英九时期的中华文化总会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催化剂。二是中华文化总会不论名称为何，在任何阶段它都兼具文化与政治双重价值，在马英九执政时期，其政治功能最为淡薄，两岸文化交流最为热络。